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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凤翔:从西安事变到抗日殉国
白煜章 刘昶升
录入时间:2016年12月14日 来源:人民政协报 [ 关闭本页 | 打印本页 字体: ]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决策、由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指挥部队在临潼捉押蒋介石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重大影响的“西安事变”。长期以来,作为“西安事变”的重要人物,白凤翔一直受到各界关注。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抚今追昔,时光走过了80年。白凤翔为国捐躯的英雄事迹,不仅时常见于报端和银幕,也为人民所牢记。
 
与红军秘密结盟
 
自幼习武,能骑善射,本领过硬的白凤翔,籍贯河北沧州,起家于围场县。绿林的他,“拉杆子”打击恶霸,开仓济贫,因敢打能拼,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收编为东北军,委任团长、旅长,派往黑龙江省密山驻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境及华北大部分地区相继被日寇侵占,蒋介石不但不抗日,还把东北军主力部队调到陕西、宁夏、甘肃一带驻防,并把不抗日的罪责推到张学良和东北军身上,这使白凤翔感到莫大的屈辱,愤怒的火焰时时在心中燃烧。第三期军官训练团在庐山受训期间,蒋约他谈话并赠与金钱,欲挑拨他与张学良的关系,但他不为所动。
作为东北军的一员骁将,白凤翔经常出入奉天张家的大帅府,深得张学良的信任。1933年,白凤翔被张学良提升为东北军骑六师师长。1935年九十月间,白凤翔的骑六师跟随张学良东北军开到西北“剿”共,驻扎在甘肃庆阳地区。
东北军进入西北后,广大官兵思乡心切,无心与红军交战,部分将士多与共产党接触。
白凤翔首先与中共地下党刘澜波、骑兵军副军长黄显声的参谋王再天接触,继而又扩大到与中共重要领导的秘密交往,他逐渐接受了共产党救民救国的思想,明白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才是真正的抗日军队,要想打回东北去,就必须制止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停止“剿”共,联合抗日。
因此,在1936年“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白凤翔委派国民党军骑六师参谋长汪镛,经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批准,与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在宁夏固原市原州区杨郎镇秘密签署了局部停战、抗日救国的四条协议。据人民红军政治部关于《东北军骑兵第六师与红军签订停战协定》文件记载:“‘停战抗日’为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丝毫不可回避与推诿的天职,尤其是东北军及红军的天职。”因此,对于“东北军局部来说,即骑兵第六师与红军不管有何种隔阂,为‘抗日救国’计,均有绝对理由及需要,在抗日救亡基本条件与无上任务下,做成亲密的联盟”。
在这里,“抗日”已经成为“红军与骑兵第六师联合条件与无上责任”,因此,骑兵第六师虽“因某些原因至今得暂时存于抱着一贯不抵抗与卖国政策的国民党政府与军旗之下,尤以顾全大局”,但做任何事都需要“以不损害抗日的神圣责任为原则,出以最大限度的敷衍”。
具体而言,骑兵第六师将“不受命进攻红军”“万一须敷衍,则不打枪或不作杀伤射击不前进”。此外,需“事先向红军通报行动及骑兵师位置,以免误会”,并且,“在可能与需要时,经过互相协商可作友谊退让,但应以实现抗日利益为原则”。
在此基础上,红军与骑兵第六师“为了互相砥砺,互相监督,互相帮助以达实现抗日的亲密的兄弟联系”,因此,“建议互派代表互相研究、互相通商,经常会商并解决一切可能发生的问题与纠纷。”
总的来说,红军与骑兵第六师“各以最大努力切实进行地方群众之抗日动员与组织,并切实注意自己部属的抗日教育与抗日准备工作”。在此基础上,双方“为交换经验,于必要时常以互派代表了解群众与部属抗日教育及抗日准备工作的情形”。
 
亲手“捉蒋”
 
1936年12月8日,张学良、杨虎城请求蒋介石放弃“剿共”一致抗日的努力失败后,为了民族大义,决定发动“兵谏”。
张学良密电驻守在今宁夏固原市的白凤翔来西安,白凤翔遵命与随从副官常国宾、王国才、连长寇宝珠、副官孙德泰、宋连甲等亲信一同前往。
到西安后,张学良带白凤翔去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以去热河一带开展游击战为由辞行,特意让他察看了蒋介石的住所地形。
12月11日6时许,张学良通知白凤翔马上来见。到了张公馆,少帅张学良背着手,低着头,面色沉重,心有所思,来回踱步。过了好一会儿,张学良低声说:“我想了好久,决定派你干一件天大的事,把委员长扣起来,逼他抗日。现在,我命令你到临潼‘请’蒋委员长进城,共商抗日大计!记住,不要伤着委员长!”
白凤翔当即表示:“只要副司令下命令,我白凤翔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张学良听后面色释然地说,这次行动由你总指挥,刘桂五团长、孙铭九营长与东北卫队营第一营营长王玉瓒卫队里应外合配合捉蒋。
离开张公馆时,张学良又命令副官给白凤翔和随从人员12支手枪。就这样,白凤翔担负起了临潼捉蒋的重任。
白凤翔回到玄风桥家中,命令副官、卫兵不得离开,马上检查枪械,一切安排就绪,白凤翔叫伙夫炒了几盘好菜,请全家人一块吃饭。席间,白凤翔对家里人说:“今晚我要外出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万一回不来,你们都不要太难过,记着,我干的这是正道的事儿。”
1936年12月12日凌晨2时,白凤翔召集刘桂五、孙铭九在西安小东门会合,并同车到灞桥东面王协一连队营地秘密集结。
整理好队伍,白凤翔简要地讲了今晚要执行的任务,他说,张副司令命令我们到临潼去,把蒋介石请到西安来,逼他同意停止内战,打日本人,这样我们就能很快打回东北老家,雪洗耻辱。
清晨5点多,白凤翔指挥部队突袭进入华清池,带领一部分人朝蒋介石的住所五间厅冲去,遭到蒋介石卫队猛烈抗击。他迅即改道从假山石小道摸进五间厅,发现蒋介石的衣帽都在,人却不见了,伸手摸了摸蒋介石睡过觉的被窝,尚有余热,判断蒋介石不会走得太远,即命令士兵在院内各处搜索。
此时天已放亮,他电话向张学良报告:“蒋介石还没捉到!”张学良指示白凤翔:“一定要找到,9点钟以前找不到委员长,你提头来见我。”
白凤翔深知这句话的分量,一旦让蒋介石跑了,甭说他的头,就连张学良的头也保不住。
白凤翔正在审问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时,一名士兵前来报告,在华清池外发现蒋介石的一只鞋。白凤翔马上命令刘桂五、孙铭九、王玉瓒率兵搜山,很快找到了躲在虎畔石旁夹缝中的蒋介石。
白凤翔立即命人电话向张学良报告,张学良命令马上把蒋介石送到西安。白凤翔把自己的狐皮大衣脱下来,披在只穿了一件薄睡衣的蒋介石身上,命令刘桂五、孙铭九陪护蒋介石入城。
捉蒋任务完成后,张学良授予白凤翔东北军十字勋章,并提拔白凤翔接替骑兵军军长,后因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在南京而受阻。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削去了白凤翔的官职,给他挂了个养闲的高参文职。白凤翔回到北平,他把老母亲从天津接来尽孝。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感召,也出于他本人想打回东北、雪洗耻辱的爱国激情,托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从中撮合,蒋介石同意白凤翔成立“热河抗日先遣军”,授中将军衔。白凤翔相继卖掉了东直门一个大四合院,西郊、南郊两百多顷地,以筹资购买武器,装备“抗日先遣军”。
 
英勇殉国
 
1938年元旦刚过,白凤翔就率“抗日先遣军”到绥远、察哈尔、热河一带抗击日军,归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指挥。
“抗日先遣军”辖四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有兵力17300多人。部队途经陕北时,毛泽东在延安亲自会见并宴请白凤翔,称他是有作为的青年爱国将领。后来又致信勉励他为中华民族御敌再创新功,并赠给了大量武器弹药及一部电台,派了两位游击战教官,这对抗日先遣军是宝贵的支持。
此间,白凤翔率领抗日先遣军浴血奋战,不仅在大青山、临河打了许多歼灭战,特别是在傅作义的指挥下,他率领先遣军精锐部队、刘万春游击纵队等拦击水川依夫残部。据傅作义致军政部第63611号电报原始记载:“二十二日,敌由五原退安北二百余,被我击毙三十余名,内有绥西警备司令水川中将一员。”
白凤翔带领部队运动到固阳、武川、张家口、多伦等地袭击日军,参加了包头战役、绥西战役和五原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这时,他的部队已经扩大到两万多人,这支国共两党都关注的铁流劲旅,让日本侵略军心寒胆战,使日军不能渡过黄河侵犯陕北,对于延安的安全发挥了一定的拱卫作用。
在那个戎马劻勷的年代,白凤翔以一日不死,匹夫吾头尽杀敌之责的拳拳爱国之心,让侵略者四处碰壁。抗日先遣军风驰电掣的战斗风格,构筑捍卫中华大好河山的流动铜墙铁壁。白凤翔还作诗曰:华夏怒,塞外勇;驱日寇,骠骑千里;收失地,莫惜血,重整我河山。其爱国豪情跃然呈现。
1942年2月,恼羞成怒的日军在固阳动用了飞机、大炮、毒气弹等,让“抗日先遣军”陷入绝境。在达茂旗南部与固阳县的交界处合教村战斗中,白凤翔不幸中弹,这位骁勇的战将倒在血泊中,后在疗伤时被日特毒杀。后来,国民政府为白凤翔颁发了阵亡证书和抚恤金证,授予其“宝鼎”勋章。
新中国成立以后,白凤翔被授予抗日英烈奖章,并被列入《中华英烈大典》,其牺牲之地——内蒙古合教抗日旧址也被内蒙古自治区确立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及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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